监管不力、运营失当，几乎在每次校车安全事故中都有体现，孩子的鲜血在不断拷问校车的安全制度。“我要求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定出《校车安全条例》。”温家宝总理11月27日在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表示，要让校车成为学生安全的流动校舍。（据11月28日《京华时报》报道）

　　不得不说，“在一个月内制定出《校车安全条例》”，是对近期频发的校车安全事故最好方式的反省，更足见高层对校车安全的足够重视。尽管时间有些短促，但正如报道中北京市政协委员刘子华说的那样，“立法要快，才能尽快有法可依”，短时间内考虑不周“法律可针对新问题及时修订”。有必要给出的善意提醒是，愈是时间段、任务重，愈应该将严谨、细致等准则一以贯之。

　　避繁就简地说，用立法的方式保障校车安全，让“校车成为学生安全的流动校舍”，笔者觉得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须尤其注意。首先是资金的问题，温家宝总理强调，“校车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多方筹集”。“多方筹集”包含哪些内容呢？在吸引社会资金之外，如果《校车安全条例》确定学生家长需要支付相应费用，那么，这笔费用不应该为他们制造太大的负担。因为，如果费用太高，家长们很可能会“用脚投票”，从而损害校车制度安排的初衷。

　　其次是软件的问题。小方面讲，建造好坚固的校车只是第一步，如何让坚固的校车安全地把孩子们接送，需要建立起严谨、细致的管理制度。校车常态的安全保养、校车司机的岗前培训、行进途中的安全规则等自不必说，在不少城市为解堵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如何在交通系统中为校车开辟出“特权”，让校车在繁忙的交通系统中享受信号灯、路权等方面的优先，亦是相关部门应该审慎考虑的问题。

　　大方面讲，校车的常态运营管理，毕竟涉及多个部门，考验着各个部门之间协调沟通的流畅程度。比如，北京师范大学袁桂林教授便建议国务院制定《校车责任管理和运营条例》，将校车视作学校后勤保障系统的子部分，赋予教育部在校车管理上明确的事权，是责任主体；同时，赋予教育部协调权，使其有权协调相关政府部门，比如运营公司、公安部门等。延伸这样的观点就是，在《校车安全条例》中开辟专门的章节，强调各个职能部门在校车责任管理和运营方面应该肩负的责任，并明晰具体的惩戒细则，亦大有必要。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针对“目前出现重大死伤的校车事故往往多发生在农村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现状，《校车安全条例》如何在制度设计之初，便重点关注农村地区校车资金筹措、管理运营中存在的积极性不高、监管乏力等问题，是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