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所在小区开始实行“门禁”制度，业主进出小区都要“刷卡”。据了解，现在的“门禁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小区所采用。百度“门禁卡”一词，充斥着商家的推销广告，“门禁卡”俨然已经成为一种产业。此外，一些媒体也高度赞扬了使用门禁卡的小区所出现的治安好转。当然，也有一些报道是抱怨这种“门禁”制度的，诸如门禁卡的容易复制，门禁卡使用所带来的不便以及物业乘机乱收费等等。但是，并没有多少人否认门禁卡在治安方面所带来的好处，不难看出，“门禁卡”实际上还是当下治安问题下的一个产物，它所折射的是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管理效度有限的无奈。

　　今天，对于很多小区来说，保安、防盗窗、防盗门、摄像头，再加上这张“门禁卡”，真可谓铜墙铁壁。然而，先且不谈防盗效果如何，在此种环境之下的业主是否就真的“高枕无忧”、“欢心鼓舞”？当老人们说起“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对当下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个天方夜谭的故事。那么，残留在老辈人记忆中社会状况是怎么实现的？它对当代中国的基层社会管理又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基本属于封闭的小农社会，它依靠一整套的宗法制度来实现社会的稳定，一般说来，一个家族就是一个村庄，族长既然负责社会管理，又要负责社会教化。单就治安来说，在这种典型的熟人社会中，社会流动很少、互动也少，天下承平之时，小偷小摸一进来，就会被全村大小老少一齐盯上，换上哪个村民不学好，族长组织族里长老开大会，轻则训斥，重则鞭笞，甚至可将其逐出门户，更有甚者，族长有权将“忤逆子弟”直接捆上丢河里淹了。碰上战难年代，这些村落一般都会进行有组织的自我保护，建筑围城，组建武装等。当年的湘军，刚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地方的团勇，它的成员多为同村、同族，事实上，湘军在一程度上可以说是宗法制度下的一个产物。我们常说，中国是个皇权专制的社会，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传统中国士绅治下的基层社会同西方庄园贵族治下的基层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当然，有人觉得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治”秩序只有在专制社会才会出现，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或许并不乏道理。然而，传统中国基础社会在非战乱年代的有序管理却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或许我们不赞同也无法复制以往的方法，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传统中国宗法制度下的基层社会已灰飞湮灭，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农村公社制度也已经解体的背景之下，对当今中国而言，基层社会管理缺失，公民社会的管理体制亟待建设是我们必须面临的现实。这是当代中国治安问题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门禁卡”蔚然成风的关键所在。

　　应该注意到，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是以熟人社会为背景，以一整套的儒家伦理作为支撑，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深入人心的信条，它的所有制度设计都是围绕这一点的，有了这样的保障，传统中国的管理制度才能真正发挥效力。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建设，在不断突破熟人社会的范畴，一些新建社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一家一族的群居了。此外，虽然新儒家在努力重构儒家新理论，国学热也一度火热，但是，儒家伦理在新阶段终究还处于非主流阶段。那么，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管理需要什么样的伦理作为支撑呢？一是民主，二是自由，三是互爱，四是公平。民主，就是要提倡“主人翁”意识，对社区的治安维护人人有责。自由，就是要最大程度方便业主，不要到处设防，搞得人人自危。互爱，就是要提倡友爱互助的社会文化，不要形同陌路。公平，就是要确保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和基本生活，人人都要有敲开幸福之门的权利。

　　不难发现，“门禁卡”是短期内有限应对治安问题的方法，但是，肯定不是一个长久有效的策略，和谐社会，搞得到处铜墙铁壁，人人自危是谈不上幸福快乐的。“门禁卡”风行的今天，我们必须好好反省。